建設數字中國是數字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有力支撐。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提出，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規劃》描繪了數字經濟發展新藍圖

  近年來，我國數字化發展水平顯著提高。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穩居世界第二，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工業互聯網全面融入45個國民經濟大類，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已經達到27.2%，創歷史新高。目前，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性能優越的5G網絡，數字基礎設施實現“市市通千兆、縣縣通5G、村村通寬帶”。截至2022年底，累計建設開通5G基站231萬個，千兆光網具備覆蓋超過5億戶家庭的能力，IPv6活躍用戶超7億戶。

  “但與此同時，數字中國各領域之間呈現政策資源力量分布不均、政策效應釋放速度快慢不一等問題，數字中國政策體系亟須從某一領域的單點布局或局部布局向全方位整體布局轉變，從政策量的積累向量與質的全面提升轉變。”中國信通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所長辛勇飛表示。

  此外，數字技術與傳統行業融合還存在壁壘，現有法律法規、政策體系與數字化快速發展所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還不完全適配，傳統治理方式與監管模式還需進一步跟上。數字基礎設施、數據要素本身在不同部門、不同系統間也存在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現象。

  針對此，《規劃》強調“整體”，從國家層面加強數字中國建設的頂層設計，對不符合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發展的各項制度進行整體性變革，對各部門、各地區推進數字化發展進行系統性安排，有效提升數字中國建設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

  如今，數字中國建設覆蓋領域廣、涉及方面多，需要準確把握國家發展戰略需求與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勢，系統謀劃、統籌推進。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都把數字化發展作為提升本國綜合實力的主攻方向，紛紛加強系統性戰略規劃，在設施建設、技術創新、制度探索、數字應用等方面開展全方位布局，以政策為重要手段的數字化環境競爭日趨激烈。

  辛勇飛認為，《規劃》理順了數字中國各個環節的復雜關系，為進一步按照數字時代發展規律調整完善政策體系、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套、推動政策工具組合投放進行了系統布局。

  以數字化驅動生產和治理方式變革

  《規劃》指出，要夯實數字中國建設基礎。一是打通數字基礎設施“大動脈”。加快5G網絡與千兆光網協同建設，深入推進IPv6規模部署和應用，推進移動物聯網全面發展，大力推進北斗規模應用。系統優化算力基礎設施布局，促進東西部算力高效互補和協同聯動，引導通用數據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計算中心、邊緣數據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整體提升應用基礎設施水平，加強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智能化改造。二是暢通數據資源大循環。構建國家數據管理體制機制，健全各級數據統籌管理機構。推動公共數據匯聚利用，建設公共衛生、科技、教育等重要領域國家數據資源庫。釋放商業數據價值潛能，加快建立數據產權制度，開展數據資產計價研究，建立數據要素按價值貢獻參與分配機制。

  “保持政策的連貫、穩定和可持續是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的現實需要，及時發現并推動調整一些與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發展不符的政策、制度，是數字中國政策布局的重點。針對法律法規體系，研究制定數字領域立法規劃，及時按程序調整不適應數字化發展的法律制度。”辛勇飛表示。

  同時，數字中國建設要強化數字中國關鍵能力。一是構筑自立自強的數字技術創新體系。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健全知識產權轉化收益分配機制。二是筑牢可信可控的數字安全屏障。切實維護網絡安全，完善網絡安全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增強數據安全保障能力，建立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基礎制度，健全網絡數據監測預警和應急處置工作體系。

  “傳統時代的數據信息常常分散在生產消費的各個環節，并不完全由企業自身或銀行掌握，如何挖掘這部分數據資源的價值，《規劃》做了前瞻性、預見性的安排。”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艷建議，“一種方式是讓地方政府部門通過公共數據市場化手段，和品牌數據商合作，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決策成本，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面向未來，按照夯實基礎、賦能全局、強化能力、優化環境的戰略路徑，全面提升數字中國建設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以數字化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動力。